主持人提问：数以亿计的灵活工作者享有什么样的社会保障？北京大学的张丹丹教授自信而优雅地回应道：“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。”虽然她的话语听起来很有道理，但实际上却在绕开真正的问题。询问的是雨天的避雨工具，得到的却是关于在雨中散步带来的自由；问到跌倒后如何获得帮助，回答却是个人可以选择前行的方向。虽然表面上在探讨就业，实则已经悄然逃避了根本问题。

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来看，张丹丹的观点确实不无道理。拥有灵活的工作时间确实能被视作一种非货币化的收益，像咨询师、设计师、自媒体创作者和小微企业主等人，确实愿意放弃固定工资，以换取更大的时间自主权，这样的选择也可以被称为福利。然而，灵活就业者之间的差距，或许比他们与正式员工之间的差距更加显著。

拥有专业技能、客户资源和一定经济基础的自由职业者，能够拒绝不合适的项目，能够休息几个月，能够选择在家中工作还是在咖啡馆中工作。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背负房贷和车贷、日复一日长时间奔波于网约车的中年人；为了维持生计，频繁在不同平台上切换的外卖骑手；在旺季被工厂急需而召回，淡季却随时可能被解雇的劳务派遣工，这些人同样属于灵活就业者。这些人所拥有的“灵活”真的是同一回事吗？

真正的自由，首先意味着能够说“不”的能力。虽然任何人可以随时关闭接单软件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拥有真正的自由。关掉接单软件后，别人会问，房租是否会停止？车贷会不会停止？孩子的学费能否不再支付？生病的时候又该如何承担医疗费用？年老之后生活的依靠又来自哪里？若一个人不得不持续接单来维持生计，那么关闭软件的权利不过是名义上的自由，实际上并无多大意义。当工作停下时，收入便会随之停止；车辆一旦停下，生活可能立刻陷入困境。这种“灵活”，往往只是将所有风险转嫁给劳动者的一种表述。

实际上，张丹丹之前就指出，外卖小哥等灵活工作者的每周工作时间往往超过60小时。一个每周工作如此之长的人，尽管能选择早上七点还是八点上线，但这种选择距离真正的时间自由又有多远？显然，光靠经济学知识是无法搞清楚这个问题的。我们更应该追问的是：灵活就业究竟灵活了谁？

在需求高峰期，企业能够迅速增加员工，在需求低迷时企业却无需承担闲置成本。平台不需长期雇佣员工，也无须为所有工人提供完整的保障，相应的一部分成本则转移到劳动者身上。企业享受到的是用工的灵活，降低了平台成本，同时也提升了资本配置劳动力的效率。然而从劳动者的角度来看，这种灵活往往意味着收入的不稳定、工作时长的延长、职业发展的阻碍以及保障的缺失。

把这种不确定性称为劳动者的“福利”，似乎在将资本的便利伪装成劳动者的福利。社会保障并不是劳动者牺牲自由之后获得的补偿，它的本质在于通过转移支付，为那些暂时或长期缺乏承受风险能力的人提供安全保障。尽管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等包含个人缴费，但这一切从未是个人为未来存的一笔钱，更不是肆意冒险的商业投资。年轻时所交的保险费用，实际上并不会单独为未来的自己存放，而是通过互助的形式为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提供保障。社会保障之所以被称为“社会”保障，正表现为健康者帮助生病者，就业者帮助失业者，年轻人帮助老年人，以及高收入者与公共财政共同支撑那些暂时陷入困境的人。

因此，将社会保障解释为“牺牲自由后所获补偿”的说法，正好偏离了社会保障的基本逻辑。越是工作稳定、收入优越、抗风险能力强的人，越能够为未来进行储蓄与规划；而那些收入不稳定、工作不牢靠、随时可能面临职业风险的灵活就业者，更需要社会的保护。问题在于，平台将风险转移给劳动者之际，一些专家却又要求劳动者自行承担养老、医疗和职业风险的责任。企业固然节省了用工成本，平台也获得了灵活性，最终却使那些本就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，必须从本就不宽裕的收入中去承担额外的缴费。这显然不是自由，而是一种责任的转嫁。

当然，社会保障可以要求个人适度缴纳费用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必须承担全部责任。平台在每一单劳动中获得收益，就应对此承担相应的保障责任；政府则应通过财政补贴与转移支付，为低收入劳动者降低参保门槛；而社会统筹则需负责在不同生命周期、各个群体之间分摊风险。社会保障的存在，正是为了防止个体因病、伤、失业或衰老而跌入生活的深渊。其首要目标便是保护那些最缺乏安全感的人。

倘若连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都需全部依靠自我去购买未来，那么社会保障的意义何在？张丹丹所提的最为让人不悦的，或许还有她那轻描淡写的“我们”。她口中的“我们”指的是那些拥有稳定职业、制度保障、专业声望和社会保障的人。在这些人毫无问题的背景下，偶尔抱怨工作时的束缚自然无可厚非。但不能因个人享有选择工作的自由，就将未必有选择的网约车司机的处境视为同样的自由；更不能因为自己能够承受职业风险，就将普通劳动者被迫承受风险的事实简单地解释为个人偏好。精英们的无知，往往并非来源于知识的缺乏，而是态度的冷漠。他们看到劳动者在不同平台间奔波，便轻松地称之为选择与自由。